我与《科技》的缘分商人身份没有阻碍我们合作,热点资讯,
王德禄
《科技》创刊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北京了。我的有些朋友从一开始就参与到了《科技》的工作中。1987年，我也想调到《科技》去工作，为此，我约了当时的总林自新先生商谈此事。就在我们约好的前一天，我去清华大学踢了一场足球。那天我下场的时候没有戴眼镜，比赛中，眼看着球就在眼前，我一脚踢出去，没想到竟是一块石头，就这样光荣负伤了。由于骨折，我被送进了医院，也因此没能与林先生见面，去《科技》工作的事也就此作罢了。
虽然没能成为《科技》的一份子，但我从1980年代就开始在《科技》上发表文章了。那时我和一些朋友开始搞“科学与和平”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发表在《科技》上。
1993年，我下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成了一名儒商。商人的身份并没有阻碍我与《科技》的合作。在20多年的合作中，有两件重要的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发表《中关村与知识经济》专版。
1997年5月，原国家科委组织出版了OECD1996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报告翻译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有些学者只是把国外的观点引入国内，还有些学者主张以国家投入的方式来发展知识经济。而长城所认为，知识经济就是在中关村出现的新经济现象，知识经济一定要和创业结合，一定要和风险投资结合，一定要和知识型企业结合。这个时候，在时任北京市科委主任邹祖烨的要求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份用知识经济的观点总结试验区十年之路的报告，我们对这份报告进行了内容补充和要点提炼。1998年3月，《科技》汤东宁、试验区管委会赵慕兰和我认为，应该对知识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作出回答。于是在知识经济的讨论很热烈的时候，趁1998年两会期间，在汤东宁的支持下，长城所和试验区在《科技》上发表了一个专版，题目是《中关村与知识经济》。
这个报道共分八个部分：应当历史地实践地理解知识经济；中关村已经出现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发挥中关村区位优势的最佳选择；中关村发展知识经济得益于全球资源；区域创新络为中关村知识经济发展铺路；中关村有了新知识产业类型和知识企业组织形式；创业者群体是中关村知识经济原动力；加大风险投资会推动知识经济成长。
这篇报道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主要因为是在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的说法由这篇文章开始真正落地，即中国是否出现了知识经济，这个端倪就在中关村。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中国，知识经济的概念就不再仅仅是学者们抽象讨论的学术问题、畅想未来的问题了。
第二件事是发表“十论中关村自主创新”系列文章。
对于中关村的发展一直争议声不断。进入21世纪，连续出现否定中关村的舆论，而长城所认为中关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新经济的力量。为此，2005年，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长城所与中关村管委会合作，对中关村的企业如何进行自主创新进行了调研。并以《中关村百家企业自主创新调研报告》为基础，撰写了“十论中关村自主创新”系列文章。“十论”依次为：《跳马出车当头炮中关村自主创新路线图》《瞪羚企业在中关村活跃》《高端创新中关村新研发业态与研发产业的形成》《在集群中创新中关村细分产业中的技术突破》《产业联盟从内部走向外部的合作创新》《新型产学研的契约动力中关村自主创新的新机制》《海归创业中关村联结世界的“大脑水渠”》《商业模式创新新经济中自主创新的微观机制》《高技术服务业崛起中关村产业向高端升级》《企业家精神中关村自主创新的灵*》。
2006年1月，《科技》连续刊载了这一系列文章。文章一经发表，澄清了对中关村的种种怀疑和非议，明确了中国可以走自主创新道路，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时任科技部部长的徐冠华还专门为这个系列文章做了批示：这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好文章，它不仅用雄辩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自主创新之路可以成功，而且也告诉人们如何走出自主创新之路。向创新企业和报告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系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